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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三次思想解放

发布时间:2020-03-26 03:24:10 已有: 人阅读

  以1978年、1992年和1997年三个年份为标志,迄今为止,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经有过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今天我们回看2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说,思想解放的线索是一以贯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在心理上会将1978年、

  以1978年、1992年和1997年三个年份为标志,迄今为止,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经有过三次思想解放。

  今天我们回看2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说,思想解放的线索是一以贯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在心理上会将1978年、1992年和1997年分开,看成是三次思想解放?照我们的观察,将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解放同70年代末期以至80年代分开,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两三年里,无论理论的还是实际的进程都呈现出另外一个方向,那时的也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1992年,南方谈话扭转了这样的政治局面,方有了思想解放新的。

  自此以后,思想解放的势头是始终不渝的。换句线年的继续,因之也可以说,第三次思想解放是第二次思想解放的继续:从冲破“姓社姓资”到冲破“姓公姓私”。将这个过程总括起来,叫做不再搞“所有制崇拜”。它包括两大思想成果:其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其二,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新理论。

  如若将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解放同70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相对照,可以认为,那一次思想解放源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一次思想解放源于的南方谈话。那一次是打破“”,这一次是打破“所有制崇拜”。

  较之打破“”,现在的打破“所有制崇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更加困难,耗时也更长。前者经历大约一年的讨论和一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便大致完成;后者已经经历五年时间、两次党的代表大会、两次思想解放的,仍然不能说彻底地完成了。

  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事。回顾这三次思想解放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在警惕右的同时,主要防止“左”,解决那些阻碍改革和发展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其中,防止“左”与反对“左”,是贯彻始终的一条线索。

  第二,每一次思想解放,都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带来摆脱枷锁般的解放感,给九州大地被压抑的生命带来跃动的复苏。

  第四,思想解放不能一劳永逸。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反复。一个过去了,还会出现新的。

  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中共中央、中共、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在全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对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思想。还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特别重要。”

  1977年7月30日,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复职后首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亮相,全场掌声雷动。

  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引起全世界轰动,成为关于中国的最热门的话题。然而,很少谈自己,他总是把话题引向中国的急迫的实际问题。

  在中央党校负责人胡**的支持和指导下,由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开始起草论实践标准的文章。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具体负责此事。

  1978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审阅理论部送来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的时候,看到大样上有一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该文是报社理论部王强华去南京开会时约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写的。胡福明的稿子1977年10月寄到报社,原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由《光明日报》马沛文、王强华对文章前后进行了五次修改,增加了反对教条主义、冲破禁区的内容,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他觉得这篇文章的题目说到了点子上,但又觉得文章仍偏重于历史叙述和理论论说,思想性和针对性不够强。

  他决定先把文章撤下来。一是文章要作较大修改,要进一步触及当时拨乱反正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且要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进行阐述。二是这样重要的文章放在哲学专刊上影响小,修改后应该放到头版上,扩大影响。

  与此同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正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他便请孙长江于4月13日来报社开会,参与对文章的修改。胡福明、马沛文、王强华参加。

  在此期间,杨西光亦曾亲自到党校同吴江、孙长江交换意见,讨论此文修改。党校同志经过各方面考虑,决定把原已由孙长江写出的初稿和《光明日报》文章以及讨论意见并在一篇文章中,进行修改。这就是说,把党校已取得的成果放到胡福明的文章当中来。由孙长江执笔完成。

  至此,文章进行了十次较大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由胡福明起草初稿,孙长江最后执笔完稿。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多次参加讨论修改。

  请注意标题中的“唯一”两个字。这里强调的是,除了实践这一个标准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标准,这就增强了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力。

  经过胡**审阅定稿,决定文章先在中央党校办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再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可以增加文章的重要性、权威性和神秘感,引人注意。

  《理论动态》是胡**在中央党校创办的内部刊物,于1977年7月15日出版第1期。胡**明确提出:办这个刊物,就是要把被、“”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再颠倒过来,一个问题一篇文章,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理论动态》是一份朴素的、没有封面设计的刊物。每期大体只有十几页,以大字刊登一篇文章。它出版之后,由于文章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很受广大干部和理论宣传部门的欢迎。

  这么多重要报纸如此迅速地转载《光明日报》的一篇评论,是极为罕见的。特别是这篇评论有强烈的针对性,触及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所以立即轰动全国,犹如巨石投入水中,引起轩然大波。

  自这一次《光明日报》出现“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大获成功之后,一段时期内,各主要报纸便不时采用这种署名方式,发表重要评论,以加强其权威性。这种署名方式也进入了新闻学教科书,成为新闻评论的一种。

  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篇文章的精华,就在于它紧密联系当时在各方面展开的反对“两个凡是”的尖锐的思想政治斗争,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一样。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

  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是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

  现在,“”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主义。

  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不仅在问世的当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在这个讲话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在讲话中说:“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在讲话中,对持续半年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这是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他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太少。我们要创造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能侵犯。

  着重讲了发扬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

  提出要重视物质利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

  指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些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说,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在经济政策上,主张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他说: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在讲话中提出要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他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抓紧学习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以便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在讲话中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乃至以后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本来,中央工作会议在13日举行了闭幕会之后应该结束。但由于与会同志认为的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领会,这样,14日、15日两天,代表们又进行了讨论。

  由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已做了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978年12月18-22日,只开了5天。

  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一重大决策,解决了从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表明中国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下继续”的“左”倾错误理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和三中全会之后,多次强调,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下来的这样一个指导思想,经过发展,后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与会同志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中及以前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问题,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事件”的错误文件,肯定1975年主持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和“事件”完全是行动。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全会决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这就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条件。

  全会还对和法制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为了保障人民,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全会指出: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这是总结“文化大”的教训得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一条依法治国的正确道路。

  全会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

  全会公报说:“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两个多月之后,1980年2月29日,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守成规到进行各方面改革的转变。

  全会讨论了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对如何改革开放进行了探讨。全会还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以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实行开放、引进的专题材料,作为参考。

  全会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全会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全会认为,只有采取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公报强调的是:“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权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诞生了“包产到户”的惊人创举,应该说,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的大环境是有直接关系的。

  特别重要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改变过去那种认为农村社队发展工商业是不务正业的看法,提出了支持社队工商业大发展的政策,并制定了相关措施。

  胡绳同志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从发挥历史转折点的作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的意义是相同的。

  在社会主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弯路和挫折,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找到了转折点,在这以后,我们才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道路,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好像在遵义会议之后我们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一样。在为这个历史转折做准备以及实现这个转折的过程中,作出最大贡献的是。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思想经过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理论。这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指导理论,是指引中国克服各种困难奔赴现代化的光辉的旗帜、胜利的旗帜。

  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了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中共中央。增选邓颖超、胡**、王震三位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位同志为中央委员。提请党的十二大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委员会,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党重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起点,是中国党领导的第二次的伟大开端。

  二十年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语言。这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成就举世公认,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下,人们放眼世界,积极借鉴国外发展经济的有效办法。1979年年初,中共广东省委习仲勋提出,要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

  当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夫回忆说:“习仲勋同志和我在北京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当我们向中央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我们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试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的建议时,想不到有一位副总理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省隔离开来。我们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闽、赣、湘、桂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有“试办出口特区”一节,提出要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对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要求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办。会后,中央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调查研究,推动两省制定方案。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1980年3月,谷牧再赴广东主持会议,与当时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哺生、马兴元、郭超等同志具体安排特区建设方案。这次会议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

  同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标志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1980年9-11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率领代表团,赴六国考察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吸取国外经验,研究我国特区开发管理办法,取得了成效。

  1981年5-6月,在谷牧同志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会议统一了对特区的认识,并为特区制定了一整套政策措施,包括关税优惠,简化出入境手续,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和金融政策,引进外资,制定特区法规、特区行政体制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等。

  7月19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发了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

  这个文件为四个特区的建设统一了思想,提供了指导原则。后来特区的整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就是在这个文件基础上发展成熟的。

  还有的人甚至认为,特区除了那面飘扬的国旗是社会主义的,是红色的外,其他的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是白色的。

  针对这种种“左”的疑问和指责,1984年1-2月,同杨尚昆、王震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

  经过考察之后,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的这次考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但鼓舞了特区建设者的信心,而且为围绕特区的争论作了权威性的总结。

  回到北京之后,结合特区开发建设发表重要谈话,他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扩大开放。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说,厦门特区地方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他还提出要再开放几个城市,要开发海南岛。

  1985年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分两步开放沿海地区经济。第一步先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第二步再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经过长期的争论和准备之后,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做出《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我国政治体制脱胎于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其中有不少前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痕迹。在1986年9月29日对来访的波兰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有充分的”,“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全会公报还指出:“为了保障人民,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1979年1—4月,中共中央根据叶剑英的提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观点,比如废除领袖职务终身制,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废除“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反对,扩大社会主义和党内等,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在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偏激的意见。在会议后期,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纠正了一些错误倾向。讲话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指出,“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

  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这就揭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

  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这篇讲话,深刻地揭露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及其产生的根源,强调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系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

  在讲话中郑重指出: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

  在讲话中猛烈地批评了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方面的五种主要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特权。

  他在讲话中论述了这些弊端的危害,分析了这些弊端产生的根源。说:“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指出,由于封建主义的影响,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力义务观念薄弱,“官工”、“官商”、“官农”的体制和作风,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文化领域中的主义,不承认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以及宗法观念所导致的一人当官、鸡犬,一人倒霉、株连九族,等等。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讲话中,结合经济建设的急迫要求,考虑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复杂性,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也就是说,要从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方面尽量创造条件,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

  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立刻全面实施和展开。直到1986年这一年,政治体制改革才提到全党重要议事日程。

  这是由于:一方面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任务艰巨紧迫;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十分复杂,党内尚未就一些具体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正如在1986年9月3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所说的:“这个问题太困难,太复杂,究竟从哪一点开始着手,我们还没拿定主意。”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观念》、《用科学态度对待社会主义》、《重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社会主义——历史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的光明前途》、《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保卫社会主义》、《批驳“社会主义失败论”》、《要用社会主义教育青年》……

  一个名叫闻迪的人所写的4万字理论长文《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人民日报》上从1月15日到19日整整连载5天,打破了几十年来报纸理论文章长度的纪录。

  当然,这是总结“风波”之后所采取的一种措施。针对“风波”中有人公开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对党领导的否定,这些文章中,有些是写得不错的,有说服力。

  但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有的人就利用这些文章,一阵紧似一阵地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

  一些文章,所发表的讲话,露出尖利的钉子,威胁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些文章和讲话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贩卖极“左”私货,以恐吓读者和阻碍改革开放为能事。

  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每一天都传来令人震惊的巨变消息。从3月11日到10月25日,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11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退出苏联。在11月7日这个神圣的日子里,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前面,俄罗斯三色旗和苏联红旗打作一团,有人当场把苏联国旗付之一炬……

  改革开放不大有人提了。在有些单位里,谁要是坚持提改革开放,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整个的气氛沉闷压抑。

  对于全国都很关注的国际形势,表示了冷静观察的态度。他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他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重点还是国内问题。说:“现在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

  特别提醒要抓住机遇,并且提出了要抓上海带全国。他说:“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跟前的事物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更好,可以更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1990年12月24日,在谈话中再次告诫,不要在意识形态上头脑发热,他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针对国内刚刚掀起的问一问姓“社”姓“资”、反对市场经济的势头,发表了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都会留下印记的突破性意见。

  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上海,是中国开放最早、开放程度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方,被世界认为是“东方的巴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许多作家、艺术家、大亨、政治家都来上海寻求灵感和发展,就像今天他们去纽约、巴黎一样。

  如今的上海,显得老了,旧了,破败了。1000多万不甘落后、心怀期待与焦急的上海人民,双眼注视着……

  他回忆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

  这一天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一篇引人注目的评论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署名皇甫平。事后得知,这是上海市委研究室的干部与《解放日报》负责评论的干部合作的成果。皇甫平,即黄浦江畔的重要评论是也,取其谐音而得皇甫平。

  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的一年。谁能忘记,当我们党吹响改革第一声号角之时,刚刚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华夏大地,疮痍满目,百废待举。那时节,衣袋里藏着欠债单走上前线的农家子弟,何止一个“梁三喜”?抡起十八磅大锤敲敲打打造机械的,又何止一个汽车工业?十二年春风秋雨,十二年改革开放,今天,当我们步入又一个羊年之际,我们已经胜利地实现了“四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基本解决了几千年来缠绕着亿万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到下一个羊年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跨进了21世纪,实现了小康目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已成为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生活写照。跨进辛未羊年,我们的改革步伐,无疑要比前一个十二年更快,我们的开放幅度,无疑要比前一个十二年更大!六十年一个“甲子”。我们回顾历史,前一个辛未羊年——1931年,正是旧中国苦难深重的岁月,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中华大地,饱蘸着中国人民多少血泪和屈辱,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至今记忆犹新;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在今昔历史的对比中,又是多么地明晰深刻!我们展望未来,下一个辛未羊年——2051年,又恰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达到中等发达水平的光辉时刻。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4000美元,这将使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综合国力走在世界前列。从根本上说来,当今生产力的大发展,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才能大大加强科学社会主义的说服力。中国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这将是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而要实现这个光辉的目标,需要六十年整整一个“甲子”的艰苦奋斗。这六十年,必然是中国人民不断改革、探索、开拓创新的六十年,是不断扩大开放的六十年。总之,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大放光彩的一个“甲子”!从辛未羊年开始,今后的十年,是中国历史的关键十年,也是振兴上海的关键十年。十年看头年,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该是一个“改革年”。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在这个历史性的“改革年”中,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建立与国际性经济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格局。

  我们的各级干部,要以改革的姿态,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我们要在全党、全民中深入开展深化改革意识的再教育,普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和科学的政治观念,形成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的全民共识,造就崭新的改革开放环境!

  今天我们读着这些话,已经耳熟能详不新鲜了。可在当时,这些话是十分刺激的。尽管这篇文章照顾到当时接受程度,没有提“市场经济”,而用了“商品经济”这个说法,但是,文章中所鼓动的“改革年”,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以及“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还是刺激了一些人。

  这就要稍微分析一下“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表面上是“问一问”,好像是问句,实际上已经给你答案,这就是:改革开放姓“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公开地站出来反对这一方针是很困难的。于是,有些人绕个弯,在表面上他不否定“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但他在“怎样改”上做文章。你真的一改,比如搞包产到户、搞股票市场、搞市场经济、搞股份制等,他就说你是搞资本主义,结果还是让你改不了。所以,归结到根本上,这些人是反对改革开放的。所谓“问一问‘社’姓‘资’”,不过是一句借口,是表面文章。如果你天真地以为他们是因为搞不明白而在发问,那不过是上了当而已。

  何况,在这篇文章中,还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

  在中国,有人看了小说要对号入座,有人看了报告文学要对号入座,有人看了理论文章也要对号入座。在提倡“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人看来,这句话正是针对他们说的。

  然而,真诚希望推动改革的人,读到了这篇文章,特别是“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这句精辟的概括,如同大旱之盼甘霖一样地欣喜:“久违了,改革开放!”

  文章提出,20世纪90年代要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在国企改革中,简单地套用过去的老框框不行,被书本束缚住也不行。要有新思路,新招数。什么样的新思路、新招数呢?文章没有具体讲明。但是,这篇文章却提出了在当时是发聋振聩的原则性新思路:市场经济。

  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善,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我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工作就打得开新局面;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单位,就缺乏生气,工作就很难搞上去。

  另外,这篇文章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文章认为每个单位能不能搞好工作,要看它是不是解放思想,深入改革。

  文章继续批评了“新的思想僵滞”。这“新的思想僵滞”除了在市场经济问题上形成了障碍之外,还有哪些表现呢?这就要看下一篇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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